书法创作的“动”与“静”——兼论当代书风的发展特征与创作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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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期:2014-9-10 【来源:六安市书法家协会】 【作者:六安书法家协会】   阅读次数:次 [ 关 闭 ]



虞卫毅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书法创作在意象表现上可以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并指出,书法家的精神气度与艺术功力主要表现在用笔造型中动静关系的处理上。无论是“居静以治动”抑或是“居动以治静”,都需要书法家具有动静自如、吞吐大荒的精神气度。优秀的书法作品中那种感人的线条律动主要源自于那动静一如、迟速应心的超妙的心灵世界。文章还论述了民间书法与经典书法之间的互补关系,论述了当代书风的发展特征与创作取向。并对当代书法创作中“帖学”的复兴和“碑学”的进一步拓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书法创作通过笔的挥运、字的造型,创作出或端庄或奇逸的书法形象。由于字体的不同,汉字书法在整体意象上可以分为“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篆书、隶书和楷书均以静态的端庄、和谐、匀称、秀整取胜,它们表现的是理性的结构美与典雅的宁静美。行书和草书则以动态的变化、运动、穿插、避让和险绝取胜,表现的是“山风海涛”般的运动美与气势美。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的“楷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⑴就指出了楷书与草书在形式美特征上的基本差别,同时也提出了楷书宜静中有动、草书宜动中有静的创作法则。站在抽象的表现主义立场来看,楷书(或者篆、隶)主要是通过理性与秩序,创作出有序的结构和静态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种“冷抽象”(理性为主,感性为辅);而草书(包括行书)主要是通过笔势的承接、呼应,结构的夸张、变形,笔意的奔放、恣肆,创作出随机的、灵动的动态画面,表现的是一种“热抽象”(感性为主,理性为辅)。但是书法创作的动与静、冷与热又不是绝对的、极端的,而是相对的、兼容的。例如行楷与行草的创作就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另外像篆书中的金文、甲骨,虽然字字独立,但字形本身仍有动感表现;楷书与隶书虽然字形规范,缺少动感,但在用笔与线条上仍能表现出或刚劲、或雄浑、或恬淡、或秀整的不同意态。实际上,楷书、隶书与大篆、小篆也都有一定的动势,不过这种动势是隐性的、内在的、不易察觉的。对刘熙载所说的“楷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我们也可以作反向思维,即将刘氏的这句话改为“楷书居动以治静,草书居静以治动”,则可以有新的认识与解释。草书的线条、结构是以动态取胜,但是在创作草书作品时既可以有解衣盘礴、任意挥洒的创作方式,也可以有“默坐静思、气不盈息”,以冷静的笔触表现沉潜激情的创作方式。以笔者的创作体会,这样的创作方式更容易获得成功的作品。因为激情只有在理性的控制下得到合理发挥,才会有成功的创作,反之就会“亢龙有悔”,达不到表现的目的。而在楷书创作中,追求“静”气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不应当是机械、死板的写字,而应该是充满情趣的、动态的、鲜活自然的书写。所以说“草书居静以治动”和“楷书居动以治静”,同样也是行之有效的创作法则。事实上,书法家的精神气度与艺术功力主要表现在用笔造型中动静关系的处理上。无论是“居静以治动”抑或是“居动以治静”,都需要书法家具有动静自如、吞吐大荒的精神气度。优秀的书法作品中那种感人的线条律动主要源自于那动静一如、迟速应心的超妙的心灵世界。

    当代书法创作存在着取法经典与取法民间两种创作取向。民间书法如写经、墓志、汉简、帛书等书法资源在当代受到一部分书家的关注和追捧。但更多的书家是在学习和借鉴经典。笔者认为,民间书法是相对于经典书法而言的,主要是指经典之外的一些书迹,这些书迹质朴有余,典雅不足,虽每多“朴拙”与“天趣”,但在法度、规范、精纯等方面难与经典法书抗衡。自碑派书风兴盛以来,民间书法逐渐受到理解和重视。但在当代,有关民间书法的争辩渐趋激烈,争辩的双方常常将民间书法与经典书法对立起来,似乎尊崇经典就要鄙视民间,推崇民间就要贬低经典,这显然是一种一元独尊的观念在作怪。事实上,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互斥的关系,就象自然界中的阴阳关系一样,二者互补互融,缺一不可。就一般意义而言,帖派书法重视经典,碑派书法重视民间。帖派书家要复兴帖学,必然要对碑派书法进行反弹,在矫枉过正的情况下,出现对民间书法的非议与责难似乎在所难免。同样地,碑派书家为了进一步拓展碑学书风,必然会进一步关注民间书法,对帖派的责难进行反驳。这就是当代书坛围绕民间书法展开激烈论辩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走碑帖兼融之路的高明书家对碑帖的互补性早已形成共识。早在清代末叶,著名书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就已经指出:“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⑵书法家要有自己的创造,就必须做到“与天为徒”和“与古为徒”。可以说,取法经典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做到“与古为徒”,而“与古为徒”的目的,则主要是使书家的创作行为纳入游戏规则之内,换句话说,纳入书艺传统的规范之内,避免与历史脱节,使书艺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植根传统就必须深入学习经典,实现无法到有法的转变。但是,这种“有法”还仅仅是有“他法”,而不是有“我法”。如何做到化古为我,化“他法”为“我法”,还必须注意师造化与师心源。“师造化”与“师心源”也即是“与天为徒”。民间书法更多天趣,更显“天机”,更容易展现“字中之天”,因此,要弘扬个性,表现真我,做到“与天为徒”,完全可以吸收借鉴或者说领略一些“民间书法”的“天趣”与“天机”。从这层意义上讲,取法经典与取法民间可以并行不悖,可以相辅相成。如果我们承认艺术创作需要师传统、师造化、师心源,承认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关于“天”与“古”辩证关系的认识和论述非常精深,非常中肯,那么,我们在对待“经典”与“民间”方面,完全不必再作任何论辩。一句话,“经典”要学,“民间”也要学,可以有所偏重,但绝不能有所偏废。

 

    当代社会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且不说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衍生出多元的文化形态,仅就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改造,就表现出多元多态的特征。对当代书法创作,我们应该仔细分析其内在的发展理路,梳理各种创作流向的潜在脉胳,明确其发展方向,作出积极的、正确的引导。 
当代书法创作就大方向而言,存在着四种创作取向:一是帖学的复兴;二是碑学的进一步拓展;三是碑、帖的融会贯通;四是现代书法的崛起。 
当代书法创作承继清末民国书风余绪,进一步向纵深方向演绎推进。清末民国时期,碑学兴盛,帖学式微。帖学在清末的式微,除了是因受到了碑学的冲击而遭致被挤压、被冷落的原因外,另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帖学创作程式化、因循化倾向日趋严重。馆阁体的出现和推行,更是对艺术创作自由表现的“异化”和禁锢。这是“帖学”在清末遭冷落的主要原因。另一因素是在时代精神方面,清末民国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欺凌,国势衰弱,仁人志士寻求强国之路的时代。变法图强、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文化潮流,碑学的新理异态、“魄力雄强”,明显优于帖学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故可以说是时代选择了碑学,冷落了帖学。进入当代社会后,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随着振兴民族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日益发达,一方面,大量的古代墨迹资料能为学书者轻易拥有。另一方面,帖学的风流儒雅与高深的文化品位重新受到认同和重视,而碑学的发展仍在持续之中,在文化多元发展的总趋势下,“帖学”的复兴已成必然之势。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二王”书风重新抬头,行草书创作盛极一时,书坛出现的“书谱风”、“手札风”及争相学习明、清浪漫派书家的创作风尚,实质上都与这一思潮大有关联。 
    碑学书风在清末的兴起,为书法创作的多元化发展拓宽了视野。碑学的兴盛可以说是对帖学的一种“反动”,也可以说是对帖学的一种“补充”,它补充的是帖学的守成有余,创变不足。碑学兴起的一个主要动因是明末清初金石学的兴起及文人篆刻的崛起。金石学与考据学在明、清士林中的流行和推重,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先秦吉金文字与秦汉碑碣的重视、欣赏和研究,为临摹古碑,研习篆隶书创作提供了时代氛围。明清时期篆刻艺术空前发展,一大批文人学士投身于篆刻创作与鉴赏,“印从书出”、“书从印入”创作方式的推扬更使书印创作紧密结合,互相促进。邓石如、吴让人、黄士陵、赵之谦、吴昌硕……一大批书印兼擅的艺术家在书法、篆刻两个领域大显身手,碑学创作伴随着篆刻艺术的繁荣而走向鼎盛。篆刻重造型,重博取旁收、变通整合的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了碑学派书家的创作实践。他们不仅在创作上追求“古”、“厚”、“重”、“拙”、“大”,追求“金石气”的表现,更重视从民间书法和远古书法中吸取营养,获得创变的灵感。这一创作理念一直延续到当代,随着甲骨文、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当代书人的取法范围进一步扩大。瓦当、砖文、残纸……一切可资利用的书法资源均被当代书家充分利用,使“碑学”的创作视野进一步拓宽。当代篆刻艺术的持续发展,大量兼擅书、印创作双栖人才的涌现,也为当代“碑学”书风的演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当代书法创作虽然存在“帖学”复兴与“碑学”进一步拓宽的两种倾向,但“碑”、“帖”之争并非象清末、民国时期那样显得壁垒分明,势不两立。相反,当代书法创作的主流倾向是碑帖互融,碑帖互补。研习“碑派”书法者,往往重视从帖学的含蓄蕴藉中吸取养分。例如苏州的华人德先生以擅长隶书和墓志书法而弛名,他的书法可以归入“碑派”一路,但在用笔上,华先生的隶书创作明显吸收了帖派创作的风流儒雅与含蓄蕴藉,在碑帖结合上找到了合理的结合点。又如天津的孙伯翔先生,其行书取法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及二王书法,但在用笔上吸收了碑派书法的雄强与朴厚,形成了碑帖兼融,刚柔互济的个性风貌。碑帖互融,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风气,于右任、谢无量、弘一法师、沈曾植、潘天寿、黄宾虹乃至林散之、沙孟海等人的书法实践严格说来都属于碑帖兼融的创作。当代书坛中王镛、刘正成、孙伯翔、石开、华人德、周俊杰、李刚田、王冬龄、梅墨生、沃兴华等一大批中青年实力派书家的创作实践也是属于碑帖兼融的创作。如果说,“帖派”创作重视“书卷气”、“碑派”创作重视“金石气”,那么,碑帖兼融的创作重视的是“金石气”与“书卷气”的合一。这是我们区分上述三种创作取向的最好标准。 
    除了以上三种创作取向外,当代书法创作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最突出的是“现代书法”的崛起与发展。“现代书法”是当代书坛的新生事物,它的特征是脱离传统的创作模式而另辟蹊径。“现代书法”在当代书坛的崛起,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现时文化背景,“书法主义”、“学院派”、“诗意派”、“新文人书法”等创作概念的提出,实质上都是对传统创作行为方式的一种反思,反映的是现代书人的新思考与新探索。我国的“现代书法”探索,起步较晚,加之理论准备不足,尚未形成自己的格局,目前正处于思考与调整时期。“现代书法”创作更能贴进时代的文化脉搏,体现时代的文化潮流与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因此,在提倡创作多元化的认知下,当代书坛对“现代书法”创作有必要加以关注和扶植。既要重视优秀创作人才的培养,也要重视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因为他们对创作的评论、引导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当代中国书法有必要在传统与现代两个领域卓领风骚,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注释:⑴参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9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⑵参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8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月第一版。

 

作者:虞卫毅

作者简介:虞卫毅,笔名卫毅、齐斋、若愚。自号淮上隐石。1958年生于安徽省寿县。大学本科毕业。当过知青、战士、部队教员等。现供职于安徽省寿县检察院。业余时间从事书法、篆刻研究。书法篆刻论文入选全国性书学讨论会二十余次。曾出席“全国第一、二、三届‘书法学’暨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全国书法史学、美学学术讨论会”。曾在《书法家》、香港《书谱》、日本《书道》、菲律宾《商报》、《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美术报》、《书法之友》、《书法家》、《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大量书评、书论文章。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友声书社执事、《中国书法》杂志特约评述人、安徽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寿县文联副主席、寿州书法研究会会长、寿州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曾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安徽省十佳青年书法家”称号。著有《友声书友逸事录》、《隐石庐论书随笔》、《当代书坛九十家——虞卫毅书法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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